Wednesday, July 27, 2011

张春玉:也谈“死记硬背”

(2011-07-19)

早报导读
● 张春玉

  《联合早报》7月14日新闻,报道一名中四学生通过面簿写了封公开信给教育部长,希望他能改变我国教育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。她认为这种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,“抹杀学生的创意和问问题的本能”,并认为死记硬背“最易获得好成绩”。

  看了这篇报道,让我想起当年自己读书时的情景。28年前我还在清华附中读高中,记得当时我最享受的科目就是杨德骥先生的语文课。他上课从来都很简单,胳肢窝里夹着课本,手指捏着两根白色的东西就进了教室,一根是粉笔,一根是香烟。讲到兴致正浓处,烟就自觉不自觉地被点燃了,思绪仿佛也生了翅膀,一起随着烟雾升腾。先生的课本是很少打开的,除非做课后练习的时候才用到。课本里的经典篇目,无论是《鸿门宴》还是《祝福》,他都是背诵着讲,却一句也不会丢。我们都奇怪他是怎么把那么长的文章背下来的。

  后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中文系,有幸受教于韩兆琦先生和余天池先生,韩先生是研究《史记》的专家,记得一个夏日的午后,他给我们讲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,当时全级一百多人挤在阶梯教室里,窗外浓浓的梧桐树荫遮盖了窗户,课室里异常阴暗,几根日光灯没精打采的。课刚开始不久窗外就雷电交加,教室里一下子停了电,可先生的课并未受到丝毫影响,我们就在黑沉沉的教室里,静静地听着他一句句的讲解、分析,感受着千年前天大的冤屈和千年来一如既往的冷漠。当电工修理好线路,课室里重现光明的时候,我们依稀看到先生脸上未干的泪痕……

  余先生教我们元明清文学,他的课旁征博引,引经据典无一不是信手拈来,不管是原文还是后来评论者的相关论述,脱口而出的都是直接引语而非间接转述,让你在惊诧于他渊博的学识、惊人的记忆的同时,认识到身为人师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和功力去处世立身、传道授业……

  只是而今,在我们的课堂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老师了。

  说到“死记硬背”,我还想到国学大师辜鸿铭。辜鸿铭精通九国语言,十岁时随义父布朗去英国读书。课余时义父教他德文,他并没有像今人学外语一样从字母、单词入手,而是背诵歌德的《浮士德》,直到硬生生地把《浮士德》倒背如流之后,义父才给他讲解,辜鸿铭就这样学会了德文。后来,他教别人学习希腊文也效仿了义父的方法,在学了基本的发音后,就叫学生背诵《伊利亚特》。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也很强调背诵,特别是对于古代经典……

  死记硬背真的应该摈弃吗?历史上多少国学大师的童子功都是这样练就的,私塾里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,开始也是只要求背诵并不讲解的。《三字经》《幼学琼林》等蒙学读物也都是背诵的产物,朗朗上口,易读易记。一些深奥的古代典籍,要让孩子一下子全部弄懂很不现实。先铭记于心,随着阅历的增加,慢慢自然就理解了,运用起来就游刃有余,得心应手。

  所以,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,不可能绝对避免死记硬背,做学问的功力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积淀起来,内化之后成为日后创新的能力,如果把做学问比做盖楼房,新奇创意就像是楼房的设计,而牢固的学识则是坚实的砖瓦,没有砖瓦,再漂亮的设计也不过是纸上谈兵。

  因此,我们需要检讨的不是死记硬背,而是死记硬背的内容是什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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