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春玉：也谈“死记硬背”

（2011-07-19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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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张春玉

　　《联合早报》7月14日新闻，报道一名中四学生通过面簿写了封公开信给教育部长，希望他能改变我国教育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。她认为这种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，“抹杀学生的创意和问问题的本能”，并认为死记硬背“最易获得好成绩”。

　　看了这篇报道，让我想起当年自己读书时的情景。28年前我还在清华附中读高中，记得当时我最享受的科目就是杨德骥先生的语文课。他上课从来都很简单，胳肢窝里夹着课本，手指捏着两根白色的东西就进了教室，一根是粉笔，一根是香烟。讲到兴致正浓处，烟就自觉不自觉地被点燃了，思绪仿佛也生了翅膀，一起随着烟雾升腾。先生的课本是很少打开的，除非做课后练习的时候才用到。课本里的经典篇目，无论是《鸿门宴》还是《祝福》，他都是背诵着讲，却一句也不会丢。我们都奇怪他是怎么把那么长的文章背下来的。

　　后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中文系，有幸受教于韩兆琦先生和余天池先生，韩先生是研究《史记》的专家，记得一个夏日的午后，他给我们讲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，当时全级一百多人挤在阶梯教室里，窗外浓浓的梧桐树荫遮盖了窗户，课室里异常阴暗，几根日光灯没精打采的。课刚开始不久窗外就雷电交加，教室里一下子停了电，可先生的课并未受到丝毫影响，我们就在黑沉沉的教室里，静静地听着他一句句的讲解、分析，感受着千年前天大的冤屈和千年来一如既往的冷漠。当电工修理好线路，课室里重现光明的时候，我们依稀看到先生脸上未干的泪痕……

　　余先生教我们元明清文学，他的课旁征博引，引经据典无一不是信手拈来，不管是原文还是后来评论者的相关论述，脱口而出的都是直接引语而非间接转述，让你在惊诧于他渊博的学识、惊人的记忆的同时，认识到身为人师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和功力去处世立身、传道授业……

　　只是而今，在我们的课堂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老师了。

　　说到“死记硬背”，我还想到国学大师辜鸿铭。辜鸿铭精通九国语言，十岁时随义父布朗去英国读书。课余时义父教他德文，他并没有像今人学外语一样从字母、单词入手，而是背诵歌德的《浮士德》，直到硬生生地把《浮士德》倒背如流之后，义父才给他讲解，辜鸿铭就这样学会了德文。后来，他教别人学习希腊文也效仿了义父的方法，在学了基本的发音后，就叫学生背诵《伊利亚特》。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也很强调背诵，特别是对于古代经典……

　　死记硬背真的应该摈弃吗？历史上多少国学大师的童子功都是这样练就的，私塾里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开始也是只要求背诵并不讲解的。《三字经》《幼学琼林》等蒙学读物也都是背诵的产物，朗朗上口，易读易记。一些深奥的古代典籍，要让孩子一下子全部弄懂很不现实。先铭记于心，随着阅历的增加，慢慢自然就理解了，运用起来就游刃有余，得心应手。

　　所以，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，不可能绝对避免死记硬背，做学问的功力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积淀起来，内化之后成为日后创新的能力，如果把做学问比做盖楼房，新奇创意就像是楼房的设计，而牢固的学识则是坚实的砖瓦，没有砖瓦，再漂亮的设计也不过是纸上谈兵。

　　因此，我们需要检讨的不是死记硬背，而是死记硬背的内容是什么。